一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國情咨文中提到「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不虞匱乏的自由。七十年來，人類生活的基本需求仍然局限於上述四大自由的追尋，但真正能完全享有這些基本需求的人依舊少之又少，其中如果涉及宗教，則可能四大自由全空。仔細檢視近百年的世界政治紛擾，我們不禁懷疑，當今之世，十字軍般的宗教戰爭似乎還在延續中。
二次大戰中，猶太人慘遭納粹迫害，所以戰後他們建國，力爭自由，但與阿拉伯人因爭地而戰爭不斷。他們反對巴勒斯坦人建國，因此在佔領區與巴勒斯坦人衝突連連。因為各自從對自己有利的角度出發，各說各話，從不退讓，上一代人如此，這一代人亦復如此，他們有想到下一代人的處境嗎？下一代人又怎麼想？怎麼做？安‧羅瑞‧卡特(Anne Laurel Carter)在她的《牧羊人的孫女》(The Shepherd’s Granddaughter)這本書裡，藉一個巴勒斯坦小牧羊女的成長過程，嘗試為我們述說她的長期觀察的種種跡象。她發現了許多問題，但她無法解決，只能借用文字，表達她的關懷。
二
故事從主角阿馬妮六歲時說起。她一心一意想當牧羊女，接祖父的班。在祖父熱心調教與強烈堅持下，阿馬妮可以不上學，在家由家人教導，白天專心牧羊。透過阿馬妮的雙眼，讀者間接了解巴勒斯坦人面對以色列屯墾政策的壓力，如何化解衝突的艱辛過程。積極對抗或消極退讓成為巴勒斯坦人的兩難。主戰與主和的兩股力量不斷拉扯，形成故事的主要張力。
對於以色列人強行以武力占領原本屬於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擴大屯墾範圍，阿馬妮的哈尼伯伯主張以眼還眼，她的爸爸卻認為應該用和平的手段來反抗，當時在世的阿公也贊成爸爸的做法，但隨著以色列屯民進入他們居住多年的地區、禁止他們使用新建道路、房舍與葡萄園被毀、橄欖樹遭砍、阿馬妮的羊被下毒、牧羊犬被射殺、伯伯與父親又先後入獄，故事便達到高潮。先是回加拿大奔喪的母親在入境時一再被刁難，一番艱辛努力後，終於返鄉，接著一位猶太拉比出面協助，被毆打受傷入獄的父親也獲得釋放，故事終告階段性的結束，但並沒有真正落幕，等待讀者的參與想像及試寫。
三
作者卡特曾在中東地區實際生活過，因此能充分掌握當地景色的描繪，並仔細揣摩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雙方爭執時的心理轉化。她在角色發展方面，圓形人物與扁平人物的取捨，有了適當良好的平衡。在展現她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時候，並沒忘記點明雙方的盲點與裂痕形成的主因。她以天衣無縫的手法把背景與文化訊息織入敘述，讓讀者有深入其境的感覺，領受巴勒斯坦人一再遭受錯置(displacement)的感覺。簡單清晰的筆法詳細勾勒出了一時無解的敏感處境。
在故事結尾時，作者沒忘記拋出她一廂情願的烏托邦般響往。對阿馬妮家人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的美裔猶太少年強納森在目睹一切後，決定離開以色列，返回紐約，倡言反對以色列屯墾政策。對於如此敏感困難主題的闡揚與詮釋，最後恐怕會使故事變成索然無味，因為這樣的創作想像書寫難免過於偏袒一方。這同時也可能會讓讀者回想起以色列作家但以理‧加爾密(Daniella Carmi)的《天堂之星》(Samir and Jonathon on the Planet Mars)。對照之下，兩本書各自從自己族群的立場出發，營造年輕一輩對和平的期盼。但公正的讀者心中十分清楚，種族之間的敵視行為絕對是後天形成的。成人的告誡、恐嚇與威脅，再加上耳濡目染，不同種族孩子之間的敵對心態是無法避免的。我們不要忘記，舞動民族大義大旗的往往是少數的政客。
四
當然，作者希望能澈底拋開成人間的恩恩怨怨，讓小輩不要互相殘殺對方。讀者在掩卷省思時，不妨從兩個角度切入。首先，作者在鋪陳特定氛圍時，讓大家公認的羊的天敵──狼──不時出現在阿馬妮眼前，但從頭到底，阿馬妮都沒遭受重大損失與傷害，作者是否藉這種安排，來嘲諷人之相殘，在某一方面還不如狼？其次，阿馬妮與強納森多次在「樂土」「巧遇」，有心的讀者會不會猜測，作者在故意暗示，雙方唯有另尋一塊能餵養彼此的樂園一般的空間，才有和平共處的一天。兩人從陌生到熟識的過程，似乎呼應了作者在正文前引用十三世紀波斯詩人魯米(Jalal ad-Din Rumi)的詩句：「在超越了善與惡的地方，/還有一個空間。我在那邊和你碰面。」讀者可以延伸或放大作者的期待，也許在另一個空間裡，人類才能懂得彼此信任、尊重對方，所謂的四大自由才不致於淪為大話、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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