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教育的闡揚

少兒文學中的「生」與「死」
文學作品要刻畫人物、表達人性，離不開「生」與「死」這兩個主題。作家往往藉人的動物式求生欲望（主要是食欲與性欲）、求死欲望（主要是侵犯欲與攻擊欲）與愛美之心、親子之情等來充分展現人性。這個準則適用於各種類型的文學作品。其實，仔細深入探討，就會發現，許多少兒文學作品都曾觸及生死問題，只是沒有以其為最主要的訴求主題。
海德格說：「人是向死的存在。」換句話說，「人在求生的歷程中，同時逐漸歸結於死亡。」既然如此，我們就沒有逃避的必要，相反地，我們應該直面死亡的課題，才能維護死亡的尊嚴，闡揚生命的意義。少兒文學作品一向以啟蒙與成長為其永恆的主題 ，而少年小說更常以宏觀的態度來詮釋生命的意義，拓寬生命的範疇。也許有人會擔心，在文學作品中加入死亡的敍述，是否會影響青少年對於生命意義的懷疑。其實這層顧慮是多餘的。我們應把青少年的死亡意識視為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研究課題，先瞭解不同年齡層對死亡的看法，再剖析「作品對死亡的詮釋」來印證，則這些憂慮都是可以避免的。
少兒文學作家認為，生死問題是文學生命的永恆題材，死亡不是不能寫，但必須十分慎重。畢竟兒童少年階段是生命剛剛開始的黃金歲月，春花尚未盛開，如果就刻意強調生命的終結，似乎太過於消極、陰暗，會使小讀者心生畏懼，對未來喪失信心。作品如果涉及死亡，也應以平常心處理，不必刻意重描，因為生命之歌的吟唱有其一定的順序，人生的起伏、成敗、榮辱、盛衰及消長等，都是生命迴圈的表徵，並非人力所能完全掌控的。既然死亡是生命中無法規避的沉重問題，也就不必避諱不談。適當的討論反而有助於深入的瞭解和健康的面對。
如果我們能坦然面對死亡，認為死亡是種自然現象，則少兒文學作品也就不須避開「死亡」的問題。只要撰寫的人用心，從適當的角度切入，可以把「死亡」的尊嚴詮釋得非常圓融得體，讓小讀者的情緒不至於驚恐，甚至於造成心理障礙。幾乎所有少兒文學作品都是根據生命迴圈不已的理念來詮釋死亡，這種對死亡有尊重，對生命的再發有期待的理念，最能慰藉人心。《千紙鶴》（Sadako and the Thousand Paper Cranes）就是一個理想的例證。

作者如何詮釋
對於敍述觀點的選擇，作者埃莉諾．科爾(Eleanor Coerr)採用全知觀點取代第一、二、三人稱觀點來敍述是明智之舉，因為不論由主角禎子或配角(如禎子之父母、弟妹或同學這些旁觀者)來擔任敍述者，都會遭遇一些困難。禎子只能敍說自己看到、想到的，但不能代替其他角色發言，其他人也是一樣。作者同時扮演了所有的角色，她必須揣摩文中每個角色的心理轉折，詳述他們的言行，描繪周遭環境(天然與人工)的變化，藉以襯托故事進行的節奏。作者在這方面相當成功，尤其禎子的不認命，勇敢與病魔對抗，至死不渝的精神突顯了人的基本價值，她的父母強忍悲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不認輸精神，令讀者感動。
作者使用全知觀點的另一優點是，她可以拓寬她的敍述空間，不受制于單一敍述者呈現的言行思想。她可以盡可能的把想表達的人事物轉化，十分完整的利用優美的文字表達得淋漓盡致，讓讀者有如身曆其境，與文中主配角一起歡樂或悲痛。她的故事確實適合任何年齡層的人來閱讀。作者講究用字遣詞，使這本書成為適合朗讀的理想作品。她的比喻用法帶給小讀者一種對日本事物相當生動的圖像，而美國孩子可能並不熟悉這些事物。這篇故事同時告訴讀者，並非所有偉大的故事的結局都是大團圓式的。

紙鶴與贖罪
主角禎子入院後，好友千鶴子來探視，興致勃勃地告訴她，「紙鶴的神話都已經流傳幾千年了，一定有它的道理！你還記得嗎？傳說，任何一個生病的人，只要折了一千隻紙鶴，上天就會實現他的願望，讓他再恢復健康。」千鶴子同時把手中剛折好的金色紙鶴遞給禎子說：「喏，這就是那一千隻紙鶴的第一隻。」所以病中的禎子有了寄託，認真的折紙鶴，到她死時只折了644只紙鶴。所有在她身邊的人都心知肚明，即使她最後真的折了一千隻紙鶴，依然逃不過死神的糾纏，死亡依然是免不了，因為原子彈輻射線造成的遺害，在醫術仍然不夠進步時，像骨癌這種重症，任何醫療方式都無法挽救的，病人只有等待死神的召喚。但故事要強調的便是禎子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敢於與死神對抗，不畏懼一切，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就在這裏。
《千紙鶴》確實是一本非常感人的和平教育和生命教育讀本。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它也是一本對戰爭本質提供反思的作品。作者以悲天憫人的筆調寫了這樣一本令每個人都能心領神會的作品，但並不一定具有贖罪的想法，畢竟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是少數隻知謀取個人利益的政客與躁進的軍事狂人。他們只圖個人私欲，卻毀滅了無數美滿的家庭。也許這本書也是對美軍投擲原子彈行徑的一種抗議，但二次戰後，我們讀到的多半是對戰爭過程的描繪與英雄的形塑，對戰爭本身的譴責與反思的文學作品並不多，太平洋地區的美國、日本與中國都是如此。德國人在這方面做得反而較為可觀。

戰爭孩子的記憶書寫
德國把這方面的作品稱之為「戰爭孩子的記憶書寫」，它的時間跨度是從二戰結束拉到終戰六十年，即從1945年到2005年。現當代德國兒少文學彷如一個論壇平臺，讓作家不論是以自傳或虛構方式，有機會針對納粹主義或戰爭議題進行書寫。這種文學創作書寫對屬於戰爭孩子世代的作家而言，是處理個人童年的經歷並和後代對話的一種方式。這樣的書寫涉及童年經歷，必定源自他們對當時的體驗和記憶，同時也跟他們心中那份與後代對話的想望有關。
「戰爭孩子」指稱的是二次大戰時的孩子。介於1926年至1945年出生者皆屬戰爭孩子，他們在戰爭最後幾年被徵召入伍，或必須以幼童年齡經歷逃難和轟炸。他們最常經歷的負擔可略分為：父親不在；不斷的炸彈攻擊；與母親和兄弟姊妹分離；失去父親或母親；饑餓、營養不足、貧窮、生病；逃難和驅逐；佔領軍的侵犯；精神心靈受納粹教育和戰爭摧殘。這些戰爭經歷在這群戰爭孩子後續的成長生命中造成許多影響。有些人繼續堅持納粹理念，不願承認戰敗。也有許多人對二次大戰保持緘默、對見證有恐懼，這種現象皆可能發生在德國的戰爭孩子或猶太生還者身上。另有一群戰爭孩子在多年沉澱以及逐漸消化這些身心苦痛後，以口述或書寫方式記錄他們的經歷，同時也跟後代建立對話。
戰爭孩子世代對於他們自身的經歷沉默多年，他們的沉默甚至比他們父母的還深，因為這些孩子的心靈被戰爭極度摧殘，戰後破碎的家庭情況或失去家庭和家園的事實，讓他們更加痛苦。他們利用記憶書寫，將自己直接經歷過的一個過去的情況或事件，以書寫方式顯現而出。出自間接經驗的記憶亦可被歸納進來，例如身邊親近的人、祖父母或父母的故事等。這些有過二次大戰經歷或從浩劫生還的時代證人，對過去事件的記憶大半都是經過（再）建構或事後的說明而組成。此種記憶可築起一座通往過去的獨特橋樑，讓後代子孫明瞭人們如何親身經歷並領會這些事件。

以作品檢視歷史
關於二戰的童書不應只重視文學性，也應呼籲道德和良心，此外，還得忠實呈現當時的歷史。少兒文學中的這類記憶書寫所呈現的都是個人觀點的故事，亦即：主觀性的故事。也就是說，作者把關懷放在每個個體受戰爭影響的命運和生活。相反地，歷史則屬於客觀的書寫。縱使少兒文學中的故事也描繪了歷史情境，但傳達歷史並不是它唯一的目的，我們可將之視為一種能激發兒童和青少年對歷史產生興趣的媒介。作家透過這類的書寫，應該可以找到過去和現在之間所欠缺的連結。《千紙鶴》的作者確實達成這樣的鵠的。
我們如果回顧戰爭孩子的經歷以及他們多年的沉默，便能理解回憶的過程對戰爭世代的作家而言，不無充滿苦痛的時刻。也因此，記憶書寫彷如對受摧殘的童年和少年期、對曾經身為戰爭犧牲者、對受損的心靈所做的一種告白。這種告白深具贖罪與淨化的功能，因為人愈是去否認、壓抑一切並保持沉默，內心的創傷、害怕、罪惡感或抑鬱會愈強。《千紙鶴》的告白抒解了不少人抑鬱多年的心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