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的轉移
熟讀青少年文學的人都知道,冒險故事是最古老的小說作品之一。較早的寫實冒險故事常以怒海、荒島、蠻荒地帶等為主要空間,如《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金銀島》(Treasure Island)等,其目的在於突顯故事主角必須經歷險惡自然環境的酷驗,才能脫胎換骨,身心重新得到良好的調適,以新的面目出現在人生舞台上。然而,隨著現當代時空的轉移,縱使幻想冒險故事依然仰賴童話般的空間,如古堡、森林、大海(例如《魔戒》、《哈利波特》等),冒險小說的空間也不再只侷限於「狹隘」的海洋、孤島或叢林中。大都市在現當代寫實或幻想的冒險故事裡取代了從前的空間。主角進入都市叢林後,面對的嚴苛考驗絕對不亞於上述的空間,有時候更遠遠超過,因為這類冒險故事除了得克服硬體的障礙外,往往還涉及人與人的互動,而人際關係經常是最複雜、也最難解決的,常常影響到故事中角色的成長。儘管當前出現許多暴露社會陰暗面的寫實或幻想作品,但同時也傳達人世間可愛一面的作品,馬修.克比(Mathew Kirby)初登文壇之作的《發條三》(The Clockwork Three)便是一例。
三人行
故事裡三個孩子的經歷是每個有類似環境或危機(不論大小)的人可以認同的。吉歐賽比必須在街頭上拉小提琴,然後把所有賺到的錢交給邪惡的包工頭史帝法諾。可愛體貼的菡娜必須日日在大飯店當婢女,為的要養那個父親臥病在床、母親忙於照料的窮厄家庭。英俊強壯的鐘錶店小學徒弗雷迪不記得童年的一切,失去母親,進了孤兒院。這三個來自社會底層的孩子要如何掙脫貧窮,力爭上游?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三個近乎絕望的孩子終於了解:分開的話,三個人都救不了自己;如果互相合作,他們便可以找到方法,解決難題,改變命運。即使生命一再令他們失望,他們彼此都看到對方的善良。
故事細緻的透過奇幻手法、回溯十九世紀末的部分歷史,詳盡刻畫三個青少年的追尋過程。三個主角各有不同的探索目標。吉歐賽比希望早早存夠回義大利的錢;菡娜希望尋寶成功,把家人從窮困中拯救出來;弗雷迪夢想自己私下製作的機器人能夠擁有生命。故事就在作者巧思之下,三個人展現了友情的魔力、彼此為對方犧牲、忠貞於喜愛的人以及堅持的原則。他們不斷地接受大大小小的考驗,故事緊湊有勁,毫無冷場,轉折合理。讀者的心情也隨著角色的遭遇而起起落落,總想一口氣讀完。
善惡之分
奇幻文學中角色善惡二元化的呆板刻畫常被人垢病,本書作者在這方面盡力讓角色形象徘徊於黑白之間,拿捏得還不錯。書中善惡分明的是扮演配角的大人,史帝法諾是典型的壞人,從弱小孩童搾取利益,至死方休。處處保護吉歐賽比的葛雷神父是個大好人;鐘錶匠布蘭奇師父、波馬洛依夫人、愛莉絲則都是有個性的智慧長者,在三位主角遭逢困境時,會適時出現,協助這幾位青少年。碰到這種等待救援的時候,小主角往往變得相當被動,凸顯了成人給予這些苦兒苦女的照顧及救贖力量。
三位主角的行徑擺盪在善惡之間,反而提昇了性格刻畫的可信度。吉歐賽比為了湊足返鄉船資,他隱藏了部分的每日所得,又把拾來的綠提琴跟錢存放在墓地裡;弗雷迪在地窖偷偷地製作機器人,沒讓布蘭奇師父知道,等闖了禍,又得勞動師父出面擺平;菡娜父親病情突然惡化,有截肢之虞,她一時心急,臨時動念,偷了恩人波馬洛依夫人的項鍊,準備充當醫療費用。一向仰賴吉歐賽比幫忙的小小孩比特羅為了自保,向包工頭史帝法諾的嘍囉告密,害得吉歐賽比慘遭毒打。這些情節的鋪陳增強了作品的張力。
互文之外
近年來的青少年小說互文現象特別多,不少作家常在新作中有意或無意中借用前人的故事模式,本書也無法避免。包工頭史帝法諾對吉歐賽比的欺壓,難免讓讀者想起《孤雛淚》(Oliver Twist)的部分情節;書中偷竊描述似乎借用了《小偷》(The Thief)的片斷;弗雷迪製作機器人的經過令人聯想到《雨果的秘密》(The Invention of Hugo Cabret);三個主角的逃亡過程也有《神偷》(The Thief Lord)的影子。吉歐賽比與弗雷迪的尋覓動作也不脫描寫十八、十九世紀慘遭遺棄的苦兒奮鬥痕跡。幸好這些互文現象並沒有破壞了這本書的書寫貢獻,至少作者擷取其他名著的部分並非這本書架構中最重要的,襯托作用顯然沖淡了互文的分量。
在細讀文本、追溯背景時,我們恍然大悟,貧富差距現象並非當代產物。工業革命後,中產階級崛起,農村無以維生的人擁向大都市,出賣勞力,勉強苟延殘喘,成為社會底層分子,他們的子女往往因此背負部分家計,失學後,早早進入就業市場,與那些悠閒度日的富裕人家形成強烈對比。《發條三》的空間從歐洲的倫敦、巴黎這些大城市轉到美國的某個大都會(應該是紐約市),三位小主角的遭遇都是當年苦兒故事的再現,他們目睹大人之間貧富懸殊的差別,怎不寒心?只有不顧一切,捨棄廉恥之心,希望有一天能去除身上貧苦的標誌,但命運之神對每個角色並沒有賜予同樣的改變力量。這本融奇幻與歷史於一爐的作品,從某個角度來研讀,可視為一部現代道德劇。
2011年2月5日
生命教育的闡揚
少兒文學中的「生」與「死」
文學作品要刻畫人物、表達人性,離不開「生」與「死」這兩個主題。作家往往藉人的動物式求生欲望(主要是食欲與性欲)、求死欲望(主要是侵犯欲與攻擊欲)與愛美之心、親子之情等來充分展現人性。這個準則適用於各種類型的文學作品。其實,仔細深入探討,就會發現,許多少兒文學作品都曾觸及生死問題,只是沒有以其為最主要的訴求主題。
海德格說:「人是向死的存在。」換句話說,「人在求生的歷程中,同時逐漸歸結於死亡。」既然如此,我們就沒有逃避的必要,相反地,我們應該直面死亡的課題,才能維護死亡的尊嚴,闡揚生命的意義。少兒文學作品一向以啟蒙與成長為其永恆的主題 ,而少年小說更常以宏觀的態度來詮釋生命的意義,拓寬生命的範疇。也許有人會擔心,在文學作品中加入死亡的敍述,是否會影響青少年對於生命意義的懷疑。其實這層顧慮是多餘的。我們應把青少年的死亡意識視為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研究課題,先瞭解不同年齡層對死亡的看法,再剖析「作品對死亡的詮釋」來印證,則這些憂慮都是可以避免的。
少兒文學作家認為,生死問題是文學生命的永恆題材,死亡不是不能寫,但必須十分慎重。畢竟兒童少年階段是生命剛剛開始的黃金歲月,春花尚未盛開,如果就刻意強調生命的終結,似乎太過於消極、陰暗,會使小讀者心生畏懼,對未來喪失信心。作品如果涉及死亡,也應以平常心處理,不必刻意重描,因為生命之歌的吟唱有其一定的順序,人生的起伏、成敗、榮辱、盛衰及消長等,都是生命迴圈的表徵,並非人力所能完全掌控的。既然死亡是生命中無法規避的沉重問題,也就不必避諱不談。適當的討論反而有助於深入的瞭解和健康的面對。
如果我們能坦然面對死亡,認為死亡是種自然現象,則少兒文學作品也就不須避開「死亡」的問題。只要撰寫的人用心,從適當的角度切入,可以把「死亡」的尊嚴詮釋得非常圓融得體,讓小讀者的情緒不至於驚恐,甚至於造成心理障礙。幾乎所有少兒文學作品都是根據生命迴圈不已的理念來詮釋死亡,這種對死亡有尊重,對生命的再發有期待的理念,最能慰藉人心。《千紙鶴》(Sadako and the Thousand Paper Cranes)就是一個理想的例證。
作者如何詮釋
對於敍述觀點的選擇,作者埃莉諾.科爾(Eleanor Coerr)採用全知觀點取代第一、二、三人稱觀點來敍述是明智之舉,因為不論由主角禎子或配角(如禎子之父母、弟妹或同學這些旁觀者)來擔任敍述者,都會遭遇一些困難。禎子只能敍說自己看到、想到的,但不能代替其他角色發言,其他人也是一樣。作者同時扮演了所有的角色,她必須揣摩文中每個角色的心理轉折,詳述他們的言行,描繪周遭環境(天然與人工)的變化,藉以襯托故事進行的節奏。作者在這方面相當成功,尤其禎子的不認命,勇敢與病魔對抗,至死不渝的精神突顯了人的基本價值,她的父母強忍悲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不認輸精神,令讀者感動。
作者使用全知觀點的另一優點是,她可以拓寬她的敍述空間,不受制于單一敍述者呈現的言行思想。她可以盡可能的把想表達的人事物轉化,十分完整的利用優美的文字表達得淋漓盡致,讓讀者有如身曆其境,與文中主配角一起歡樂或悲痛。她的故事確實適合任何年齡層的人來閱讀。作者講究用字遣詞,使這本書成為適合朗讀的理想作品。她的比喻用法帶給小讀者一種對日本事物相當生動的圖像,而美國孩子可能並不熟悉這些事物。這篇故事同時告訴讀者,並非所有偉大的故事的結局都是大團圓式的。
紙鶴與贖罪
主角禎子入院後,好友千鶴子來探視,興致勃勃地告訴她,「紙鶴的神話都已經流傳幾千年了,一定有它的道理!你還記得嗎?傳說,任何一個生病的人,只要折了一千隻紙鶴,上天就會實現他的願望,讓他再恢復健康。」千鶴子同時把手中剛折好的金色紙鶴遞給禎子說:「喏,這就是那一千隻紙鶴的第一隻。」所以病中的禎子有了寄託,認真的折紙鶴,到她死時只折了644只紙鶴。所有在她身邊的人都心知肚明,即使她最後真的折了一千隻紙鶴,依然逃不過死神的糾纏,死亡依然是免不了,因為原子彈輻射線造成的遺害,在醫術仍然不夠進步時,像骨癌這種重症,任何醫療方式都無法挽救的,病人只有等待死神的召喚。但故事要強調的便是禎子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敢於與死神對抗,不畏懼一切,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就在這裏。
《千紙鶴》確實是一本非常感人的和平教育和生命教育讀本。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它也是一本對戰爭本質提供反思的作品。作者以悲天憫人的筆調寫了這樣一本令每個人都能心領神會的作品,但並不一定具有贖罪的想法,畢竟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是少數隻知謀取個人利益的政客與躁進的軍事狂人。他們只圖個人私欲,卻毀滅了無數美滿的家庭。也許這本書也是對美軍投擲原子彈行徑的一種抗議,但二次戰後,我們讀到的多半是對戰爭過程的描繪與英雄的形塑,對戰爭本身的譴責與反思的文學作品並不多,太平洋地區的美國、日本與中國都是如此。德國人在這方面做得反而較為可觀。
戰爭孩子的記憶書寫
德國把這方面的作品稱之為「戰爭孩子的記憶書寫」,它的時間跨度是從二戰結束拉到終戰六十年,即從1945年到2005年。現當代德國兒少文學彷如一個論壇平臺,讓作家不論是以自傳或虛構方式,有機會針對納粹主義或戰爭議題進行書寫。這種文學創作書寫對屬於戰爭孩子世代的作家而言,是處理個人童年的經歷並和後代對話的一種方式。這樣的書寫涉及童年經歷,必定源自他們對當時的體驗和記憶,同時也跟他們心中那份與後代對話的想望有關。
「戰爭孩子」指稱的是二次大戰時的孩子。介於1926年至1945年出生者皆屬戰爭孩子,他們在戰爭最後幾年被徵召入伍,或必須以幼童年齡經歷逃難和轟炸。他們最常經歷的負擔可略分為:父親不在;不斷的炸彈攻擊;與母親和兄弟姊妹分離;失去父親或母親;饑餓、營養不足、貧窮、生病;逃難和驅逐;佔領軍的侵犯;精神心靈受納粹教育和戰爭摧殘。這些戰爭經歷在這群戰爭孩子後續的成長生命中造成許多影響。有些人繼續堅持納粹理念,不願承認戰敗。也有許多人對二次大戰保持緘默、對見證有恐懼,這種現象皆可能發生在德國的戰爭孩子或猶太生還者身上。另有一群戰爭孩子在多年沉澱以及逐漸消化這些身心苦痛後,以口述或書寫方式記錄他們的經歷,同時也跟後代建立對話。
戰爭孩子世代對於他們自身的經歷沉默多年,他們的沉默甚至比他們父母的還深,因為這些孩子的心靈被戰爭極度摧殘,戰後破碎的家庭情況或失去家庭和家園的事實,讓他們更加痛苦。他們利用記憶書寫,將自己直接經歷過的一個過去的情況或事件,以書寫方式顯現而出。出自間接經驗的記憶亦可被歸納進來,例如身邊親近的人、祖父母或父母的故事等。這些有過二次大戰經歷或從浩劫生還的時代證人,對過去事件的記憶大半都是經過(再)建構或事後的說明而組成。此種記憶可築起一座通往過去的獨特橋樑,讓後代子孫明瞭人們如何親身經歷並領會這些事件。
以作品檢視歷史
關於二戰的童書不應只重視文學性,也應呼籲道德和良心,此外,還得忠實呈現當時的歷史。少兒文學中的這類記憶書寫所呈現的都是個人觀點的故事,亦即:主觀性的故事。也就是說,作者把關懷放在每個個體受戰爭影響的命運和生活。相反地,歷史則屬於客觀的書寫。縱使少兒文學中的故事也描繪了歷史情境,但傳達歷史並不是它唯一的目的,我們可將之視為一種能激發兒童和青少年對歷史產生興趣的媒介。作家透過這類的書寫,應該可以找到過去和現在之間所欠缺的連結。《千紙鶴》的作者確實達成這樣的鵠的。
我們如果回顧戰爭孩子的經歷以及他們多年的沉默,便能理解回憶的過程對戰爭世代的作家而言,不無充滿苦痛的時刻。也因此,記憶書寫彷如對受摧殘的童年和少年期、對曾經身為戰爭犧牲者、對受損的心靈所做的一種告白。這種告白深具贖罪與淨化的功能,因為人愈是去否認、壓抑一切並保持沉默,內心的創傷、害怕、罪惡感或抑鬱會愈強。《千紙鶴》的告白抒解了不少人抑鬱多年的心結。
文學作品要刻畫人物、表達人性,離不開「生」與「死」這兩個主題。作家往往藉人的動物式求生欲望(主要是食欲與性欲)、求死欲望(主要是侵犯欲與攻擊欲)與愛美之心、親子之情等來充分展現人性。這個準則適用於各種類型的文學作品。其實,仔細深入探討,就會發現,許多少兒文學作品都曾觸及生死問題,只是沒有以其為最主要的訴求主題。
海德格說:「人是向死的存在。」換句話說,「人在求生的歷程中,同時逐漸歸結於死亡。」既然如此,我們就沒有逃避的必要,相反地,我們應該直面死亡的課題,才能維護死亡的尊嚴,闡揚生命的意義。少兒文學作品一向以啟蒙與成長為其永恆的主題 ,而少年小說更常以宏觀的態度來詮釋生命的意義,拓寬生命的範疇。也許有人會擔心,在文學作品中加入死亡的敍述,是否會影響青少年對於生命意義的懷疑。其實這層顧慮是多餘的。我們應把青少年的死亡意識視為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研究課題,先瞭解不同年齡層對死亡的看法,再剖析「作品對死亡的詮釋」來印證,則這些憂慮都是可以避免的。
少兒文學作家認為,生死問題是文學生命的永恆題材,死亡不是不能寫,但必須十分慎重。畢竟兒童少年階段是生命剛剛開始的黃金歲月,春花尚未盛開,如果就刻意強調生命的終結,似乎太過於消極、陰暗,會使小讀者心生畏懼,對未來喪失信心。作品如果涉及死亡,也應以平常心處理,不必刻意重描,因為生命之歌的吟唱有其一定的順序,人生的起伏、成敗、榮辱、盛衰及消長等,都是生命迴圈的表徵,並非人力所能完全掌控的。既然死亡是生命中無法規避的沉重問題,也就不必避諱不談。適當的討論反而有助於深入的瞭解和健康的面對。
如果我們能坦然面對死亡,認為死亡是種自然現象,則少兒文學作品也就不須避開「死亡」的問題。只要撰寫的人用心,從適當的角度切入,可以把「死亡」的尊嚴詮釋得非常圓融得體,讓小讀者的情緒不至於驚恐,甚至於造成心理障礙。幾乎所有少兒文學作品都是根據生命迴圈不已的理念來詮釋死亡,這種對死亡有尊重,對生命的再發有期待的理念,最能慰藉人心。《千紙鶴》(Sadako and the Thousand Paper Cranes)就是一個理想的例證。
作者如何詮釋
對於敍述觀點的選擇,作者埃莉諾.科爾(Eleanor Coerr)採用全知觀點取代第一、二、三人稱觀點來敍述是明智之舉,因為不論由主角禎子或配角(如禎子之父母、弟妹或同學這些旁觀者)來擔任敍述者,都會遭遇一些困難。禎子只能敍說自己看到、想到的,但不能代替其他角色發言,其他人也是一樣。作者同時扮演了所有的角色,她必須揣摩文中每個角色的心理轉折,詳述他們的言行,描繪周遭環境(天然與人工)的變化,藉以襯托故事進行的節奏。作者在這方面相當成功,尤其禎子的不認命,勇敢與病魔對抗,至死不渝的精神突顯了人的基本價值,她的父母強忍悲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不認輸精神,令讀者感動。
作者使用全知觀點的另一優點是,她可以拓寬她的敍述空間,不受制于單一敍述者呈現的言行思想。她可以盡可能的把想表達的人事物轉化,十分完整的利用優美的文字表達得淋漓盡致,讓讀者有如身曆其境,與文中主配角一起歡樂或悲痛。她的故事確實適合任何年齡層的人來閱讀。作者講究用字遣詞,使這本書成為適合朗讀的理想作品。她的比喻用法帶給小讀者一種對日本事物相當生動的圖像,而美國孩子可能並不熟悉這些事物。這篇故事同時告訴讀者,並非所有偉大的故事的結局都是大團圓式的。
紙鶴與贖罪
主角禎子入院後,好友千鶴子來探視,興致勃勃地告訴她,「紙鶴的神話都已經流傳幾千年了,一定有它的道理!你還記得嗎?傳說,任何一個生病的人,只要折了一千隻紙鶴,上天就會實現他的願望,讓他再恢復健康。」千鶴子同時把手中剛折好的金色紙鶴遞給禎子說:「喏,這就是那一千隻紙鶴的第一隻。」所以病中的禎子有了寄託,認真的折紙鶴,到她死時只折了644只紙鶴。所有在她身邊的人都心知肚明,即使她最後真的折了一千隻紙鶴,依然逃不過死神的糾纏,死亡依然是免不了,因為原子彈輻射線造成的遺害,在醫術仍然不夠進步時,像骨癌這種重症,任何醫療方式都無法挽救的,病人只有等待死神的召喚。但故事要強調的便是禎子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敢於與死神對抗,不畏懼一切,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就在這裏。
《千紙鶴》確實是一本非常感人的和平教育和生命教育讀本。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它也是一本對戰爭本質提供反思的作品。作者以悲天憫人的筆調寫了這樣一本令每個人都能心領神會的作品,但並不一定具有贖罪的想法,畢竟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是少數隻知謀取個人利益的政客與躁進的軍事狂人。他們只圖個人私欲,卻毀滅了無數美滿的家庭。也許這本書也是對美軍投擲原子彈行徑的一種抗議,但二次戰後,我們讀到的多半是對戰爭過程的描繪與英雄的形塑,對戰爭本身的譴責與反思的文學作品並不多,太平洋地區的美國、日本與中國都是如此。德國人在這方面做得反而較為可觀。
戰爭孩子的記憶書寫
德國把這方面的作品稱之為「戰爭孩子的記憶書寫」,它的時間跨度是從二戰結束拉到終戰六十年,即從1945年到2005年。現當代德國兒少文學彷如一個論壇平臺,讓作家不論是以自傳或虛構方式,有機會針對納粹主義或戰爭議題進行書寫。這種文學創作書寫對屬於戰爭孩子世代的作家而言,是處理個人童年的經歷並和後代對話的一種方式。這樣的書寫涉及童年經歷,必定源自他們對當時的體驗和記憶,同時也跟他們心中那份與後代對話的想望有關。
「戰爭孩子」指稱的是二次大戰時的孩子。介於1926年至1945年出生者皆屬戰爭孩子,他們在戰爭最後幾年被徵召入伍,或必須以幼童年齡經歷逃難和轟炸。他們最常經歷的負擔可略分為:父親不在;不斷的炸彈攻擊;與母親和兄弟姊妹分離;失去父親或母親;饑餓、營養不足、貧窮、生病;逃難和驅逐;佔領軍的侵犯;精神心靈受納粹教育和戰爭摧殘。這些戰爭經歷在這群戰爭孩子後續的成長生命中造成許多影響。有些人繼續堅持納粹理念,不願承認戰敗。也有許多人對二次大戰保持緘默、對見證有恐懼,這種現象皆可能發生在德國的戰爭孩子或猶太生還者身上。另有一群戰爭孩子在多年沉澱以及逐漸消化這些身心苦痛後,以口述或書寫方式記錄他們的經歷,同時也跟後代建立對話。
戰爭孩子世代對於他們自身的經歷沉默多年,他們的沉默甚至比他們父母的還深,因為這些孩子的心靈被戰爭極度摧殘,戰後破碎的家庭情況或失去家庭和家園的事實,讓他們更加痛苦。他們利用記憶書寫,將自己直接經歷過的一個過去的情況或事件,以書寫方式顯現而出。出自間接經驗的記憶亦可被歸納進來,例如身邊親近的人、祖父母或父母的故事等。這些有過二次大戰經歷或從浩劫生還的時代證人,對過去事件的記憶大半都是經過(再)建構或事後的說明而組成。此種記憶可築起一座通往過去的獨特橋樑,讓後代子孫明瞭人們如何親身經歷並領會這些事件。
以作品檢視歷史
關於二戰的童書不應只重視文學性,也應呼籲道德和良心,此外,還得忠實呈現當時的歷史。少兒文學中的這類記憶書寫所呈現的都是個人觀點的故事,亦即:主觀性的故事。也就是說,作者把關懷放在每個個體受戰爭影響的命運和生活。相反地,歷史則屬於客觀的書寫。縱使少兒文學中的故事也描繪了歷史情境,但傳達歷史並不是它唯一的目的,我們可將之視為一種能激發兒童和青少年對歷史產生興趣的媒介。作家透過這類的書寫,應該可以找到過去和現在之間所欠缺的連結。《千紙鶴》的作者確實達成這樣的鵠的。
我們如果回顧戰爭孩子的經歷以及他們多年的沉默,便能理解回憶的過程對戰爭世代的作家而言,不無充滿苦痛的時刻。也因此,記憶書寫彷如對受摧殘的童年和少年期、對曾經身為戰爭犧牲者、對受損的心靈所做的一種告白。這種告白深具贖罪與淨化的功能,因為人愈是去否認、壓抑一切並保持沉默,內心的創傷、害怕、罪惡感或抑鬱會愈強。《千紙鶴》的告白抒解了不少人抑鬱多年的心結。
風格的變遷與主題的再現
張子樟
一
以青少年小說為主的紐伯瑞獎已有八十八年歷史,得獎作品風格殊異。由於擔任評審委員均為資深圖書館館員,選出的作品多半是溫馨的寫實作品,即使是動物小說也是不離「家」的嚮往與「愛」的訴求,像《時間的皺紋》(A Wrinkle in Time)和《記憶傳授人》(The Giver)這兩本科幻作品也離不開上述兩個主題,問題小說很少觸及,實驗性作品少之又少。2009年選出的金獎《墓園裡的男孩》(The Graveyard Book)讓怪誕小說初次進入紐伯瑞獎,今年得金獎的《超越時空找到我》(When You Reach Me)更融合了歷史、奇幻、寫實、科幻等元素,給讀者打開另一扇視窗。
二
凡是人口聚集眾多的地方,總有說不完的故事,紐約更是如此。我們眼中的平常小事,在紐約某個家庭裡,極可能是一件重要的事。《超越時空找到我》記錄的是主角米蘭達一家人的平常事。媽媽忙於準備電視臺競賽節目,男友李察和女兒幫她準備。米蘭達面臨到六年紀生的正常焦慮:失去多年好友、學習如何與人相處、如何維持良好關係等。她的經驗反映了透過別人的雙眼來觀察情境的改變能力。她也知道小小的善行或吝嗇動作的給予或保留會造成重大的後果。她唯一擔心的是到處閒逛、發狂言譫語的笑笑男和在意想不到地方出現的神秘便條。
這本書給讀者真正的感覺是它的率真與深刻。書中不時提到瑪德蓮.蘭格(Madeleine L’Engle)的《時間的皺紋》是米蘭達最喜愛的書。這是一本既奇特又深受歡迎的作品,但內容複雜,有時難以閱讀。作者Rebecca Stead接受訪問時說,她喜愛這本書的主因是它如何來處理許多脆弱的人的內心瑣事,同時又承擔了生命的重大問題。相對之下,《超越時空找到我》具有同樣的奇特和冒險感覺,但基於一種比較可信的和真實的層次。美格的故事相當特別,但不可能會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但米蘭達的故事似乎真的會發生在任何孩子身上。因此,這故事更簡樸些,但它的簡樸顧及到更深一層的角色刻畫以及經歷了米蘭達生命的一小段。她反應靈敏、言行有趣,非常可愛。她生命中的成人都是盡職、隨時伸出援手、頗具見識的,至少都是正常的。她的友情都是真性情的,反應了她對環境的瞭解。
三
全書經由米蘭達的敘述,讀者重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紐約(這會激發部分大讀者的憶舊情懷)。在作者筆下,米蘭達是個刻畫相當豐富生動的角色,因此,她講述的故事就十分精彩動人了。她的喜怒哀樂處處牽動著書中的其他角色。這位像鄰家女孩的主角有如她最喜愛的《時間的皺紋》中的美格。她認同美格是因為她們兩人都是缺乏父愛的女孩。書中的笑笑男有若美格生命中的三貴人:啥太太、誰太太和哪太太。他扮演了能預知未來的智慧長者,最後犧牲自己,救了沙爾一命,驗証了謎樣便條的預言。有趣的是,《時間的皺紋》行文中提到了愛因斯坦的部分理論,《超越時空找到我》卻把愛因斯坦的一句名言放在書前。這句話是:「我們可能擁有最美好的經驗就是不可思議的事物。」藉由這句話,笑笑男的行為自然就合理化了。
作者Rebecca Stead是老紐約,就學期間經常不斷在市內巷道出沒,追憶往事樂趣,化為文字,並非難事。她細心觀察孩子如何認清友誼、家庭、階級、種族和身分,並學會如何妥協與調適的過程,再以內心獨白與感官印象等來形塑主角米蘭達。《時間的皺紋》中美格的不時出現不妨視為米蘭達對父母之愛的追尋。米蘭達講《時間的皺紋》給貝兒聽:「……在那最後的一刻,她想到唯一可以擊敗大魔腦的東西:愛。大魔腦不懂得愛。」她的召喚救回了弟弟。這時,Stead化身為貝兒,說出了這本書的一句重要的話:「愛一個人很簡單,但知道什麼時候需要把愛說出來卻不簡單。」以這樣細緻的方式揭揚少年小說永恆的主題,間接展現作者的文字功力、想像力與創造力。
一
以青少年小說為主的紐伯瑞獎已有八十八年歷史,得獎作品風格殊異。由於擔任評審委員均為資深圖書館館員,選出的作品多半是溫馨的寫實作品,即使是動物小說也是不離「家」的嚮往與「愛」的訴求,像《時間的皺紋》(A Wrinkle in Time)和《記憶傳授人》(The Giver)這兩本科幻作品也離不開上述兩個主題,問題小說很少觸及,實驗性作品少之又少。2009年選出的金獎《墓園裡的男孩》(The Graveyard Book)讓怪誕小說初次進入紐伯瑞獎,今年得金獎的《超越時空找到我》(When You Reach Me)更融合了歷史、奇幻、寫實、科幻等元素,給讀者打開另一扇視窗。
二
凡是人口聚集眾多的地方,總有說不完的故事,紐約更是如此。我們眼中的平常小事,在紐約某個家庭裡,極可能是一件重要的事。《超越時空找到我》記錄的是主角米蘭達一家人的平常事。媽媽忙於準備電視臺競賽節目,男友李察和女兒幫她準備。米蘭達面臨到六年紀生的正常焦慮:失去多年好友、學習如何與人相處、如何維持良好關係等。她的經驗反映了透過別人的雙眼來觀察情境的改變能力。她也知道小小的善行或吝嗇動作的給予或保留會造成重大的後果。她唯一擔心的是到處閒逛、發狂言譫語的笑笑男和在意想不到地方出現的神秘便條。
這本書給讀者真正的感覺是它的率真與深刻。書中不時提到瑪德蓮.蘭格(Madeleine L’Engle)的《時間的皺紋》是米蘭達最喜愛的書。這是一本既奇特又深受歡迎的作品,但內容複雜,有時難以閱讀。作者Rebecca Stead接受訪問時說,她喜愛這本書的主因是它如何來處理許多脆弱的人的內心瑣事,同時又承擔了生命的重大問題。相對之下,《超越時空找到我》具有同樣的奇特和冒險感覺,但基於一種比較可信的和真實的層次。美格的故事相當特別,但不可能會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但米蘭達的故事似乎真的會發生在任何孩子身上。因此,這故事更簡樸些,但它的簡樸顧及到更深一層的角色刻畫以及經歷了米蘭達生命的一小段。她反應靈敏、言行有趣,非常可愛。她生命中的成人都是盡職、隨時伸出援手、頗具見識的,至少都是正常的。她的友情都是真性情的,反應了她對環境的瞭解。
三
全書經由米蘭達的敘述,讀者重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紐約(這會激發部分大讀者的憶舊情懷)。在作者筆下,米蘭達是個刻畫相當豐富生動的角色,因此,她講述的故事就十分精彩動人了。她的喜怒哀樂處處牽動著書中的其他角色。這位像鄰家女孩的主角有如她最喜愛的《時間的皺紋》中的美格。她認同美格是因為她們兩人都是缺乏父愛的女孩。書中的笑笑男有若美格生命中的三貴人:啥太太、誰太太和哪太太。他扮演了能預知未來的智慧長者,最後犧牲自己,救了沙爾一命,驗証了謎樣便條的預言。有趣的是,《時間的皺紋》行文中提到了愛因斯坦的部分理論,《超越時空找到我》卻把愛因斯坦的一句名言放在書前。這句話是:「我們可能擁有最美好的經驗就是不可思議的事物。」藉由這句話,笑笑男的行為自然就合理化了。
作者Rebecca Stead是老紐約,就學期間經常不斷在市內巷道出沒,追憶往事樂趣,化為文字,並非難事。她細心觀察孩子如何認清友誼、家庭、階級、種族和身分,並學會如何妥協與調適的過程,再以內心獨白與感官印象等來形塑主角米蘭達。《時間的皺紋》中美格的不時出現不妨視為米蘭達對父母之愛的追尋。米蘭達講《時間的皺紋》給貝兒聽:「……在那最後的一刻,她想到唯一可以擊敗大魔腦的東西:愛。大魔腦不懂得愛。」她的召喚救回了弟弟。這時,Stead化身為貝兒,說出了這本書的一句重要的話:「愛一個人很簡單,但知道什麼時候需要把愛說出來卻不簡單。」以這樣細緻的方式揭揚少年小說永恆的主題,間接展現作者的文字功力、想像力與創造力。
荒野的呼喚
一
幾乎所有的孩子對動物都有興趣,動物故事也就成為他們最喜歡的故事類型之一。小時候,孩子喜歡聽聽小貓、小老鼠、小豬、雞、鴨、鵝的故事,同時也學會了幾乎所有太陽底下的禽獸名稱。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便轉向更複雜的寫實動物故事。許多人對這類故事的興趣往往會維持一輩子。
通常,我們熟悉的動物故事可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舉止行為像人類的動物,如《柳林中的風聲》(The Wind in the Willows)裏的那些小動物;第二類是舉止行為像動物,但有說話的能力,如《夏綠蒂的網》(Charlotte’s Web)的蜘蛛和豬兒;而第三類則是舉止行為像動物的動物故事,如《不可思議的旅程》(The Incredible Journey)裡那三隻橫越加拿大荒漠的英勇動物。第一類故事較適合年幼孩子,第二類故事則屬於奇幻,民間故事也有不少這類故事。寫實故事從輕鬆的繪本、幽默故事到嚴肅感人的故事不等。由上述分法來說明,瑪格麗特.亨利(Marguerite Henry)的《辛可提島的迷霧》(Misty of Chincoteague)是第三種層次的寫實故事。
作家必須以客觀手法來刻畫動物,這是寫實動物故事的一個基本評斷標準。作家不能透過給予動物有語言及思考能力來詮釋動物的行為或動機。任何有關動物角色動機的猜測,應該要和可靠的動物學家長期觀察結果一致。許多最好的動物故事都是由擅長某種動物領域的作家寫成的。瑪格麗特.亨利是眾所周知寫馬兒故事最成功的作者,每本作品都是她根據細心的研究後寫成的。她的另一本馬兒的故事《風之王》(King of the Wind)也在1949年贏得紐伯瑞文學獎金獎。
二
這篇作品之讓人感動在於它真實的刻劃出人類與馬兒之間的不同凡響的親情。“幻影”雖然擊敗了“黑彗星”,替保羅家贏得賽馬,但它嚮往的卻是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不願成為永遠被關在圍欄裏的寵物。正如畢比爺爺說的:“‘幻影’不是無緣無故在肩部隆起的地方有那幅美國地圖的,那代表自由,任何人類都無法剝奪它的自由。……‘幻影’不是一匹馬,甚至不是一位女士,而只是一片風與天空。”因此,它最後飛奔過去,跟公馬‘花衣吹笛人’會合。……它向它那個島上的家飛馳而去,只扭過一次頭,似乎在往後看。‘照顧好我的寶貝,’它似乎是說,‘它屬於人類的世界,可是我——我屬於野生動物之島!’”
爺爺跟兩兄妹看見幻影所做的一切,當然有所領悟,馬兒與它子女的關係竟然與人類如此相似,所以莫琳說,“‘幻影’是個好媽咪。它的寶貝需要多久,它就留在它身邊多久。馬駒總有一天要長大。”
作者擅長捕捉人對動物的感情深度,尤其是一個剛剛發現這種現象的小孩子或年輕人所展現的。作者還給兩兄妹製造一個真正的道德兩難:是否要釋放幻象,還它自由。將心比心,兩兄妹最後做了最正確的抉擇。
三
這篇冒險故事全是動作與懸念(兩兄妹對馬兒的期待是否會成功?)兩個孩子跟鍾愛的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從未提起他們的父母,而孩子對父母的缺席也從未表現極大的痛苦。這種隔代教養並不因時空而有所不同,熟讀少年小說的人都很清楚,這類作品中的祖父母常常扮演在適當時刻點醒晚輩的智慧長者,畢比爺爺和畢比奶奶就是扮演這樣的角色。
兩性角色扮演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依然是父權的延續。「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工作分配發生在畢比爺爺和畢比奶奶身上,不足為奇。兩兄妹看在眼裏,周遭氛圍亦是如此,不知不覺認為這樣的角色扮演是正常的,所以他們成長時承擔的性別角色便成為這篇故事吸引人之處。他們在努力為分享共同目標擔任同等的夥伴時,便是依據他們天生的能力。保羅勇敢的去做興建小馬圍欄這種需要大量體力勞動的工作,而莫琳留在屋裏幫他做家務。有幾次,保羅先覺察到危險,他便英勇的保護她或事先警告她。跟其他人到阿薩蒂格島去捕捉馬兒的也是保羅(對保羅來說,這也是一種成年儀式),然而莫琳只能留在家裏等待結果。她選擇在家等候顯然是一種她為哥哥而自我犧牲的愛的表現,而不是順從某種令她失望的命運的安排。等到奶奶問圍馬節時誰騎‘幻影’時,爺爺先表態他年過七十三歲,不適合做這件事,奶奶決定用拉沼澤雞的胸叉骨來做決定。那根願望骨斷了後,莫琳看到保羅手裏那段較長,便優雅的接受了這樣的結果,展現出真正的不自私和雅量。這種態度需要極大的勇氣,莫琳抒發出的是親情超越一切的想法。整篇故事提供了他們兄妹間親蜜感情的種種跡象,以及一個給兩位主角既有趣又具挑戰的目標。
四
故事開始時,船難經過以及馬兒逃生的描繪、島上蓬勃生態的刻畫,大自然展露沛然宏偉的氣勢,可見作者對馬兒的習性以及設定的空間十分瞭解。隨著情節的演進,不論眾人上了阿薩蒂格島圍捕馬兒、兄妹訓練馬兒的經過,或最後賽馬時,‘幻影’擊敗‘黑彗星’的過程,作者均能以高妙的筆法,細膩的刻畫人與眾馬兒如何互動、如何關切對方,讓讀者一路讀來,有如親臨現場一般。作者充分掌握了情節的節拍,例如在兩兄妹賺得足夠購買‘幻影’母女的錢時,卻發現它們早已被捷足先登的人買走。作者先是描繪兄妹如何忙於奔走,卻失之交臂,最後又憑藉另一個轉折,讓‘幻影’母子重回兄妹懷抱。整本書浪漫清新、鼓舞激勵,充滿了生命之美。
這本六十多年前出版的書至今仍有魅力,主要是因為它帶給了孩子一個重大的資訊:只要設定目標,勇往向前,直達人們熱愛大自然和世上眾人與動物之內心所在,遲早你會達成的。它也巧妙的避開了所有當時滲透至美國文化與媒體的政治「正確」觀念和思想的灌輸。整本書說教成分幾乎等於零,當然禁得起漫長歲月的考驗,至今仍被列為適合青少年閱讀的經典作品,並不意外。
幾乎所有的孩子對動物都有興趣,動物故事也就成為他們最喜歡的故事類型之一。小時候,孩子喜歡聽聽小貓、小老鼠、小豬、雞、鴨、鵝的故事,同時也學會了幾乎所有太陽底下的禽獸名稱。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便轉向更複雜的寫實動物故事。許多人對這類故事的興趣往往會維持一輩子。
通常,我們熟悉的動物故事可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舉止行為像人類的動物,如《柳林中的風聲》(The Wind in the Willows)裏的那些小動物;第二類是舉止行為像動物,但有說話的能力,如《夏綠蒂的網》(Charlotte’s Web)的蜘蛛和豬兒;而第三類則是舉止行為像動物的動物故事,如《不可思議的旅程》(The Incredible Journey)裡那三隻橫越加拿大荒漠的英勇動物。第一類故事較適合年幼孩子,第二類故事則屬於奇幻,民間故事也有不少這類故事。寫實故事從輕鬆的繪本、幽默故事到嚴肅感人的故事不等。由上述分法來說明,瑪格麗特.亨利(Marguerite Henry)的《辛可提島的迷霧》(Misty of Chincoteague)是第三種層次的寫實故事。
作家必須以客觀手法來刻畫動物,這是寫實動物故事的一個基本評斷標準。作家不能透過給予動物有語言及思考能力來詮釋動物的行為或動機。任何有關動物角色動機的猜測,應該要和可靠的動物學家長期觀察結果一致。許多最好的動物故事都是由擅長某種動物領域的作家寫成的。瑪格麗特.亨利是眾所周知寫馬兒故事最成功的作者,每本作品都是她根據細心的研究後寫成的。她的另一本馬兒的故事《風之王》(King of the Wind)也在1949年贏得紐伯瑞文學獎金獎。
二
這篇作品之讓人感動在於它真實的刻劃出人類與馬兒之間的不同凡響的親情。“幻影”雖然擊敗了“黑彗星”,替保羅家贏得賽馬,但它嚮往的卻是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不願成為永遠被關在圍欄裏的寵物。正如畢比爺爺說的:“‘幻影’不是無緣無故在肩部隆起的地方有那幅美國地圖的,那代表自由,任何人類都無法剝奪它的自由。……‘幻影’不是一匹馬,甚至不是一位女士,而只是一片風與天空。”因此,它最後飛奔過去,跟公馬‘花衣吹笛人’會合。……它向它那個島上的家飛馳而去,只扭過一次頭,似乎在往後看。‘照顧好我的寶貝,’它似乎是說,‘它屬於人類的世界,可是我——我屬於野生動物之島!’”
爺爺跟兩兄妹看見幻影所做的一切,當然有所領悟,馬兒與它子女的關係竟然與人類如此相似,所以莫琳說,“‘幻影’是個好媽咪。它的寶貝需要多久,它就留在它身邊多久。馬駒總有一天要長大。”
作者擅長捕捉人對動物的感情深度,尤其是一個剛剛發現這種現象的小孩子或年輕人所展現的。作者還給兩兄妹製造一個真正的道德兩難:是否要釋放幻象,還它自由。將心比心,兩兄妹最後做了最正確的抉擇。
三
這篇冒險故事全是動作與懸念(兩兄妹對馬兒的期待是否會成功?)兩個孩子跟鍾愛的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從未提起他們的父母,而孩子對父母的缺席也從未表現極大的痛苦。這種隔代教養並不因時空而有所不同,熟讀少年小說的人都很清楚,這類作品中的祖父母常常扮演在適當時刻點醒晚輩的智慧長者,畢比爺爺和畢比奶奶就是扮演這樣的角色。
兩性角色扮演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依然是父權的延續。「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工作分配發生在畢比爺爺和畢比奶奶身上,不足為奇。兩兄妹看在眼裏,周遭氛圍亦是如此,不知不覺認為這樣的角色扮演是正常的,所以他們成長時承擔的性別角色便成為這篇故事吸引人之處。他們在努力為分享共同目標擔任同等的夥伴時,便是依據他們天生的能力。保羅勇敢的去做興建小馬圍欄這種需要大量體力勞動的工作,而莫琳留在屋裏幫他做家務。有幾次,保羅先覺察到危險,他便英勇的保護她或事先警告她。跟其他人到阿薩蒂格島去捕捉馬兒的也是保羅(對保羅來說,這也是一種成年儀式),然而莫琳只能留在家裏等待結果。她選擇在家等候顯然是一種她為哥哥而自我犧牲的愛的表現,而不是順從某種令她失望的命運的安排。等到奶奶問圍馬節時誰騎‘幻影’時,爺爺先表態他年過七十三歲,不適合做這件事,奶奶決定用拉沼澤雞的胸叉骨來做決定。那根願望骨斷了後,莫琳看到保羅手裏那段較長,便優雅的接受了這樣的結果,展現出真正的不自私和雅量。這種態度需要極大的勇氣,莫琳抒發出的是親情超越一切的想法。整篇故事提供了他們兄妹間親蜜感情的種種跡象,以及一個給兩位主角既有趣又具挑戰的目標。
四
故事開始時,船難經過以及馬兒逃生的描繪、島上蓬勃生態的刻畫,大自然展露沛然宏偉的氣勢,可見作者對馬兒的習性以及設定的空間十分瞭解。隨著情節的演進,不論眾人上了阿薩蒂格島圍捕馬兒、兄妹訓練馬兒的經過,或最後賽馬時,‘幻影’擊敗‘黑彗星’的過程,作者均能以高妙的筆法,細膩的刻畫人與眾馬兒如何互動、如何關切對方,讓讀者一路讀來,有如親臨現場一般。作者充分掌握了情節的節拍,例如在兩兄妹賺得足夠購買‘幻影’母女的錢時,卻發現它們早已被捷足先登的人買走。作者先是描繪兄妹如何忙於奔走,卻失之交臂,最後又憑藉另一個轉折,讓‘幻影’母子重回兄妹懷抱。整本書浪漫清新、鼓舞激勵,充滿了生命之美。
這本六十多年前出版的書至今仍有魅力,主要是因為它帶給了孩子一個重大的資訊:只要設定目標,勇往向前,直達人們熱愛大自然和世上眾人與動物之內心所在,遲早你會達成的。它也巧妙的避開了所有當時滲透至美國文化與媒體的政治「正確」觀念和思想的灌輸。整本書說教成分幾乎等於零,當然禁得起漫長歲月的考驗,至今仍被列為適合青少年閱讀的經典作品,並不意外。
特殊的時空 特殊的議題
一
中世紀之前的歐洲歷史,記載的一向是國王、皇后、王子、公主或貴族世家上流社會的瑣事,絕少提及凡夫走卒的軼事。即使到了十六、七世紀,由於當時識字率依然不高,較早的成人童話也多半流行於宮廷與貴婦人經常出入的沙龍上流社會間。童話中的國王與皇后最關切的是如何幫王子找個門當戶對的媳婦、早早幫公主找個如意郎君。這些故事多少反映了中世紀以來的上流社會的某種傳統。大師莎士比亞與托爾斯泰筆下的主角也盡是宮廷或上流社會的人物,卑微的升斗小民永遠是可有可無的小配角。日記型的《小鳥凱瑟琳》(Catherine, called Birdy)反映的是1290~1291一年之間一個十四歲女孩的生活感受,時間比上述成人童話更早,神權與父權的濫用也更為明顯。雖然主角凱瑟琳只是個鄉村騎士的女兒,也同樣面臨被迫嫁人這個重大問題。作者選擇這樣的特殊時空為她喜愛的作品背景,是有她特殊的理由。在一次接受訪問時,她很坦率的說:「我厭倦了聽到有關國王、王子、將軍和總統的故事。我想知道生活在其他時代的普通年輕人是什麼樣子的。」
二
生活在中古世紀是什麼滋味?凱瑟琳以勇氣十足、諧趣橫生的洞察力見證人生、剖析社會,使得故事添加了不少趣味性。她不想成為當時所謂的「美嬌娘」:沉默寡言、溫順待人、擅長社交、多才多藝。她的媽媽打算教給她莊園女主人的技巧,讓她以後成為溫和、耐心、賢淑的妻子。她的爸爸只想把她早早嫁走,謀得好處。凱薩琳就像一般的青少年,曾有過無數的「志願」,她不斷調整修正自己的未來:想成為畫家、十字軍戰士、作曲家、小商販、流浪樂師、修女……,也曾對婚禮有某種嚮往。然而在所有這些可能當中,她的命運註定是:像乳酪一樣賣給了出價最高的人。與英國中世紀莊園的日常生活不同,凱薩琳是個泥土氣息十足、精力充沛的十四歲女孩,生活充滿了有趣的故事,讀者忘不了她的一舉一動。隨著周遭人事物變遷的影響,她起而反抗社會的限制,決心追求自己的快樂。
整本書由動作與文件體格式組合而成,既精巧又有創意。她哥哥愛德華覺得,即便是女孩兒也不能什麼都不懂,所以他教她讀聖書和寫字,雖然她更願意坐到蘋果樹上胡思亂想。每一則日記條目藉由說明何位聖者之生日及其言行,並告知他們死亡方式,來告訴讀者更多與主角有關的事物,這使得她的性格比其他描繪此年齡層的書中人物更為深刻。作者從一個不同的角度「處理」說書方式,讓讀者不僅經由雙眼觀看中古時期,而且透過另一個人的靈魂在她日記中透露出內心最深感情。書中角色生動,在喜鬧、悲傷、快樂和厭惡中增加了本書的趣味性。本書既迷人又幽默,因為主角的內心、腦筋和性格從頭到尾都在不停的改變。
三
凱瑟琳生活的十三世紀末依然是神權時代。當時能有機會接受正式教育的人不多,民智未開,一般百姓在濃烈的宗教氛圍籠罩下,別無選擇,連生死都由教會處理,生活相當困苦,只能把希望全寄託在虛無的未來,因為「教會對人們來世是進天堂還是下地獄具有發言權,所以它在今世也享有巨大的權威。教會擁有權力、土地和財富。」所以人們都熱中在教堂廣場欣賞「最後審判」,雖然明知天堂早已擠滿了人。作者指出,中世紀的英格蘭是個艱苦、殘暴、骯髒的國度。每個人都希望死後的世界會比今生今世要好。再加上當時的死亡率也相當高,因此人們也就把死亡看淡了,甚至把觀賞死亡當成一種樂趣。主角在文中說:「今天在河津有一場絞刑,因為我舉止不夠端莊,他們罰我在家不讓我去。我都快十四了還沒有看過絞刑。我的生活真夠無趣的。」
神權的濫用間接造成父權的無限膨脹,連製造聖人的權利也是由男人主宰。凱瑟琳指出:「我最近注意到男聖人中有這麼多是主教、教皇、修士、大學者和老師……」子女婚姻對象的選擇完全掌控在一家之主父親的手中。婚姻的促成是為了增加田地、締結同盟或是償還債務。女人從根本上說就是一種財產,是用來鞏固一個家庭的聯盟、財富和地位的。小鳥反對與大鬍子結婚,她與淑女教育和淑女傳統進行了多年的抗爭。但大多數女孩都服從了,因為她們知道自己並沒有太多的選擇。小鳥抗爭的過程也就是她的人生探索(quest)。
四
「尋找自我」是這本書的主題之一。鳥是這本書最重要的象徵物。凱瑟琳的绰號是「小鳥」。她養了許多鳥當寵物,拒絕吃飛禽肉。她學到了像鳥一般的使用她的「翅膀」來釋放自己。書中有許多意象把角色比喻為他物。凱瑟琳被比喻為她臥房中的「籠中鳥」,因為她不能做她想做的。儘管如此,她在寫日記的一年內不斷抗爭,努力嘗試去改變自己既定的命運。她最後雖然選擇了屈服,但她的成長之路隨著加快。她了解生命現在是,將來也是不完美的,然而,她一定得享受她目前所擁有的。結尾處大鬍子突然死於非命,是個不同凡響的出人意料之外的扭轉之處,不但她的女性主義的果斷力遠在她時代之前,而且她地位像閃電般速度的改變有些令人驚慌失措。
這本書看不到偉大壯觀的冒險行動,但凱瑟琳的銳敏聰慧使得讀者同情她的種種煩惱。一些她說出的話既粗魯又不衛生,然而,這是作者帶給讀者的部分寫實:作者實實在在記錄凱瑟琳如何以不平常的手法拒絕父母安排的婚事時,讀者感受到的卻是一幅中世紀精確生動的畫。這本書可以讓讀者深刻感受到她的夢想、恐懼和希望。
本書剛出版時,許多評論小說中的歷史精確性的「專家」曾公開譴責,認為它描繪不精確,並有太多的事實的虛偽陳述。他們認為,主角不能也不會做出她所做的,這不是因為她沒能力,而是因為她所生活的時代。這種說法也是評析作品的角度之一,但小說常有虛構成分,相信作者在下筆之前,一定細讀過相關史料,力求準確,不偏離史實,相信她擷取的資料都是可信的。讀者或許會覺得凱瑟琳太獨立了,她遠遠地走在時代的前面,但我們不要忘記,她也擁有當時大多數女孩所欠缺的:知識,而知識就是力量。如果她活在當代,她必定是個顛覆舊習、打破傳統的新女性,高舉男女平等的大旗直往前衝,永不妥協。
中世紀之前的歐洲歷史,記載的一向是國王、皇后、王子、公主或貴族世家上流社會的瑣事,絕少提及凡夫走卒的軼事。即使到了十六、七世紀,由於當時識字率依然不高,較早的成人童話也多半流行於宮廷與貴婦人經常出入的沙龍上流社會間。童話中的國王與皇后最關切的是如何幫王子找個門當戶對的媳婦、早早幫公主找個如意郎君。這些故事多少反映了中世紀以來的上流社會的某種傳統。大師莎士比亞與托爾斯泰筆下的主角也盡是宮廷或上流社會的人物,卑微的升斗小民永遠是可有可無的小配角。日記型的《小鳥凱瑟琳》(Catherine, called Birdy)反映的是1290~1291一年之間一個十四歲女孩的生活感受,時間比上述成人童話更早,神權與父權的濫用也更為明顯。雖然主角凱瑟琳只是個鄉村騎士的女兒,也同樣面臨被迫嫁人這個重大問題。作者選擇這樣的特殊時空為她喜愛的作品背景,是有她特殊的理由。在一次接受訪問時,她很坦率的說:「我厭倦了聽到有關國王、王子、將軍和總統的故事。我想知道生活在其他時代的普通年輕人是什麼樣子的。」
二
生活在中古世紀是什麼滋味?凱瑟琳以勇氣十足、諧趣橫生的洞察力見證人生、剖析社會,使得故事添加了不少趣味性。她不想成為當時所謂的「美嬌娘」:沉默寡言、溫順待人、擅長社交、多才多藝。她的媽媽打算教給她莊園女主人的技巧,讓她以後成為溫和、耐心、賢淑的妻子。她的爸爸只想把她早早嫁走,謀得好處。凱薩琳就像一般的青少年,曾有過無數的「志願」,她不斷調整修正自己的未來:想成為畫家、十字軍戰士、作曲家、小商販、流浪樂師、修女……,也曾對婚禮有某種嚮往。然而在所有這些可能當中,她的命運註定是:像乳酪一樣賣給了出價最高的人。與英國中世紀莊園的日常生活不同,凱薩琳是個泥土氣息十足、精力充沛的十四歲女孩,生活充滿了有趣的故事,讀者忘不了她的一舉一動。隨著周遭人事物變遷的影響,她起而反抗社會的限制,決心追求自己的快樂。
整本書由動作與文件體格式組合而成,既精巧又有創意。她哥哥愛德華覺得,即便是女孩兒也不能什麼都不懂,所以他教她讀聖書和寫字,雖然她更願意坐到蘋果樹上胡思亂想。每一則日記條目藉由說明何位聖者之生日及其言行,並告知他們死亡方式,來告訴讀者更多與主角有關的事物,這使得她的性格比其他描繪此年齡層的書中人物更為深刻。作者從一個不同的角度「處理」說書方式,讓讀者不僅經由雙眼觀看中古時期,而且透過另一個人的靈魂在她日記中透露出內心最深感情。書中角色生動,在喜鬧、悲傷、快樂和厭惡中增加了本書的趣味性。本書既迷人又幽默,因為主角的內心、腦筋和性格從頭到尾都在不停的改變。
三
凱瑟琳生活的十三世紀末依然是神權時代。當時能有機會接受正式教育的人不多,民智未開,一般百姓在濃烈的宗教氛圍籠罩下,別無選擇,連生死都由教會處理,生活相當困苦,只能把希望全寄託在虛無的未來,因為「教會對人們來世是進天堂還是下地獄具有發言權,所以它在今世也享有巨大的權威。教會擁有權力、土地和財富。」所以人們都熱中在教堂廣場欣賞「最後審判」,雖然明知天堂早已擠滿了人。作者指出,中世紀的英格蘭是個艱苦、殘暴、骯髒的國度。每個人都希望死後的世界會比今生今世要好。再加上當時的死亡率也相當高,因此人們也就把死亡看淡了,甚至把觀賞死亡當成一種樂趣。主角在文中說:「今天在河津有一場絞刑,因為我舉止不夠端莊,他們罰我在家不讓我去。我都快十四了還沒有看過絞刑。我的生活真夠無趣的。」
神權的濫用間接造成父權的無限膨脹,連製造聖人的權利也是由男人主宰。凱瑟琳指出:「我最近注意到男聖人中有這麼多是主教、教皇、修士、大學者和老師……」子女婚姻對象的選擇完全掌控在一家之主父親的手中。婚姻的促成是為了增加田地、締結同盟或是償還債務。女人從根本上說就是一種財產,是用來鞏固一個家庭的聯盟、財富和地位的。小鳥反對與大鬍子結婚,她與淑女教育和淑女傳統進行了多年的抗爭。但大多數女孩都服從了,因為她們知道自己並沒有太多的選擇。小鳥抗爭的過程也就是她的人生探索(quest)。
四
「尋找自我」是這本書的主題之一。鳥是這本書最重要的象徵物。凱瑟琳的绰號是「小鳥」。她養了許多鳥當寵物,拒絕吃飛禽肉。她學到了像鳥一般的使用她的「翅膀」來釋放自己。書中有許多意象把角色比喻為他物。凱瑟琳被比喻為她臥房中的「籠中鳥」,因為她不能做她想做的。儘管如此,她在寫日記的一年內不斷抗爭,努力嘗試去改變自己既定的命運。她最後雖然選擇了屈服,但她的成長之路隨著加快。她了解生命現在是,將來也是不完美的,然而,她一定得享受她目前所擁有的。結尾處大鬍子突然死於非命,是個不同凡響的出人意料之外的扭轉之處,不但她的女性主義的果斷力遠在她時代之前,而且她地位像閃電般速度的改變有些令人驚慌失措。
這本書看不到偉大壯觀的冒險行動,但凱瑟琳的銳敏聰慧使得讀者同情她的種種煩惱。一些她說出的話既粗魯又不衛生,然而,這是作者帶給讀者的部分寫實:作者實實在在記錄凱瑟琳如何以不平常的手法拒絕父母安排的婚事時,讀者感受到的卻是一幅中世紀精確生動的畫。這本書可以讓讀者深刻感受到她的夢想、恐懼和希望。
本書剛出版時,許多評論小說中的歷史精確性的「專家」曾公開譴責,認為它描繪不精確,並有太多的事實的虛偽陳述。他們認為,主角不能也不會做出她所做的,這不是因為她沒能力,而是因為她所生活的時代。這種說法也是評析作品的角度之一,但小說常有虛構成分,相信作者在下筆之前,一定細讀過相關史料,力求準確,不偏離史實,相信她擷取的資料都是可信的。讀者或許會覺得凱瑟琳太獨立了,她遠遠地走在時代的前面,但我們不要忘記,她也擁有當時大多數女孩所欠缺的:知識,而知識就是力量。如果她活在當代,她必定是個顛覆舊習、打破傳統的新女性,高舉男女平等的大旗直往前衝,永不妥協。
2010年9月17日
一個美的故事
一
有關聖誕節讓人傳頌的小故事,人們最熟悉的是1843年將近尾聲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寫的《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書中主角吝嗇鬼(Ebenezer Scrooge)在從前合夥人幽靈的警告和「過去」、「現在」、「未來」三位精靈的協助下,終於明白自己失去愛情、幸福、快樂和生命都是自己造成的。雖然自己是這樣的人,但在美好的聖誕節,還能得到別人誠摯熱切的祝福,便發誓改過自新。擔負拯救人類重任的仁慈上帝,也降臨了他的寬恕。整個故事在呈現一個煥然一新的快樂奇跡中圓滿收場。
半個世紀後,一篇讀者投書再度激起人們的熱烈討論。1897年,八歲女孩維吉妮亞寫了一封信給《紐約太陽報》的編輯:「真的有聖誕老公公嗎?」資深報人邱契回函說:「……有一層覆蓋著世界的大幕是眼睛看不見的,不管有多大力氣的人,不,即使全世界的大力士一起上,也是拉不開的。只有信賴、想像力、詩、愛、情愛,才能在某一個時刻,把它拉開,看到大幕後面的、無法形容的美好的、閃閃發光的東西。那樣美好閃光的東西,難道是人們編造的瞎話嗎?不,維吉妮亞,那麼確實,那麼永恆的東西,就存在於這個世界之上。說沒有聖誕老人?哪兒的話!讓我們高興的是,聖誕老人的確存在。而且他永遠活著。一千年以後,一百萬年以後,聖誕老人也會同現在一樣,讓孩子們的心高興起來。」
將近一百年後,伊凡斯(Richard Paul Evans)的《第一份禮物》(The Christmas Box)以一個聖誕寶盒重新詮釋聖誕的意涵。故事很簡單,但讀者在細讀後,對於聖誕節的真義自然會有更深一層的領悟。
二
這本書回答了這個深奧的問題:「聖誕節的第一份禮物是什麼?」每位為人父母的都知道,那是父母給孩子的愛。這本書沒有全然從宗教角度出發,純美的詮釋了上帝把自己的兒子送給世人來表達祂愛他們。
書中主角不知生命裡的事物那些是比較重要的,亟需他人幫他點明。很幸運的,一位年長的婦人及時伸出援手。書中豪宅的屋主瑪麗扮演了「我」的智慧老人角色。聖誕節即將來臨,瑪麗對於「我」汲汲求利,花太少的時間與家人相處一事感到憂心。她敦促他重新思考事情的輕重與優先考慮的順序,但他太忙了,忽略了她的忠告。只有在瑪麗快要過世時,她多年深藏於心的秘密哀傷之事透過放置信件的聖誕寶盒揭露之後,他才領會到她一直想要告訴他的。誠如作者所說的:「那只聖誕寶盒依然是為我的生命,帶來喜悅的源頭活水,雖然盒子外表看起來是空的,但對我而言,它裝滿了聖誕節真正蘊含的意義;它是孩子們眼中神奇美好事物的根源,也是在未來讓聖誕節持續散發魔力的泉源。盒子所展現出的內涵不只是給予,也不僅是信仰而已,它隱含的神聖意義,是父母對子女純潔的愛。」
作者又說:「瑪麗用純潔溫柔的母愛在愛人,這種深厚的愛,足以成為所有愛的象徵。她清楚知道,當我汲汲於追求世俗的成功時,其實是在用珍貴的鑽石換取普通的石頭。她懂我,她愛我之深,足以引導我發現自己的盲點。瑪麗送給我這世上最偉大的聖誕禮物──我女兒的童年。」
雖然故事哀傷,但同時也充滿希望──母女分離後依舊存在的希望、永遠不會減退或遺忘的希望。故事簡短,但它是永恆之愛的永久証詞。
三
作者以一種可吸引廣泛讀者的既移情又敏感的散文体寫出一篇現代寓言故事。這篇感人故事以父母之愛為主要訊息,透過上帝派遣耶穌活在凡世的基督教意象表達出來。這本書提醒我們,第一份聖誕禮物並非包裝後放置在聖誕樹下,它也跟聖誕老人無關,它是放置在一個盒子裡。它同時藉由書中的父親來告訴我們,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來陪伴家人,減少在辦公室的時間。
這本書深受歡迎的主因來自於它給讀者帶來的強烈情緒衝擊,也來自於讀者從現代社會的憂慮、恐懼及不確定感中去尋求庇護的渴望。作者具備了以讀者可了解、可接受的方式來表達人類不同情感和弱點的能力。換句話說,這本書能成為一本聖誕經典,並不是因為它植根於奇幻,而是深植於人類對希望、履行承諾、彼此關係的追尋的寫實刻畫上。
歲終年末,在期待家人可以團聚的佳節時,閱讀這樣一本感人肺腑的佳作,覺得到處都洋溢著溫暖的氣息。
有關聖誕節讓人傳頌的小故事,人們最熟悉的是1843年將近尾聲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寫的《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書中主角吝嗇鬼(Ebenezer Scrooge)在從前合夥人幽靈的警告和「過去」、「現在」、「未來」三位精靈的協助下,終於明白自己失去愛情、幸福、快樂和生命都是自己造成的。雖然自己是這樣的人,但在美好的聖誕節,還能得到別人誠摯熱切的祝福,便發誓改過自新。擔負拯救人類重任的仁慈上帝,也降臨了他的寬恕。整個故事在呈現一個煥然一新的快樂奇跡中圓滿收場。
半個世紀後,一篇讀者投書再度激起人們的熱烈討論。1897年,八歲女孩維吉妮亞寫了一封信給《紐約太陽報》的編輯:「真的有聖誕老公公嗎?」資深報人邱契回函說:「……有一層覆蓋著世界的大幕是眼睛看不見的,不管有多大力氣的人,不,即使全世界的大力士一起上,也是拉不開的。只有信賴、想像力、詩、愛、情愛,才能在某一個時刻,把它拉開,看到大幕後面的、無法形容的美好的、閃閃發光的東西。那樣美好閃光的東西,難道是人們編造的瞎話嗎?不,維吉妮亞,那麼確實,那麼永恆的東西,就存在於這個世界之上。說沒有聖誕老人?哪兒的話!讓我們高興的是,聖誕老人的確存在。而且他永遠活著。一千年以後,一百萬年以後,聖誕老人也會同現在一樣,讓孩子們的心高興起來。」
將近一百年後,伊凡斯(Richard Paul Evans)的《第一份禮物》(The Christmas Box)以一個聖誕寶盒重新詮釋聖誕的意涵。故事很簡單,但讀者在細讀後,對於聖誕節的真義自然會有更深一層的領悟。
二
這本書回答了這個深奧的問題:「聖誕節的第一份禮物是什麼?」每位為人父母的都知道,那是父母給孩子的愛。這本書沒有全然從宗教角度出發,純美的詮釋了上帝把自己的兒子送給世人來表達祂愛他們。
書中主角不知生命裡的事物那些是比較重要的,亟需他人幫他點明。很幸運的,一位年長的婦人及時伸出援手。書中豪宅的屋主瑪麗扮演了「我」的智慧老人角色。聖誕節即將來臨,瑪麗對於「我」汲汲求利,花太少的時間與家人相處一事感到憂心。她敦促他重新思考事情的輕重與優先考慮的順序,但他太忙了,忽略了她的忠告。只有在瑪麗快要過世時,她多年深藏於心的秘密哀傷之事透過放置信件的聖誕寶盒揭露之後,他才領會到她一直想要告訴他的。誠如作者所說的:「那只聖誕寶盒依然是為我的生命,帶來喜悅的源頭活水,雖然盒子外表看起來是空的,但對我而言,它裝滿了聖誕節真正蘊含的意義;它是孩子們眼中神奇美好事物的根源,也是在未來讓聖誕節持續散發魔力的泉源。盒子所展現出的內涵不只是給予,也不僅是信仰而已,它隱含的神聖意義,是父母對子女純潔的愛。」
作者又說:「瑪麗用純潔溫柔的母愛在愛人,這種深厚的愛,足以成為所有愛的象徵。她清楚知道,當我汲汲於追求世俗的成功時,其實是在用珍貴的鑽石換取普通的石頭。她懂我,她愛我之深,足以引導我發現自己的盲點。瑪麗送給我這世上最偉大的聖誕禮物──我女兒的童年。」
雖然故事哀傷,但同時也充滿希望──母女分離後依舊存在的希望、永遠不會減退或遺忘的希望。故事簡短,但它是永恆之愛的永久証詞。
三
作者以一種可吸引廣泛讀者的既移情又敏感的散文体寫出一篇現代寓言故事。這篇感人故事以父母之愛為主要訊息,透過上帝派遣耶穌活在凡世的基督教意象表達出來。這本書提醒我們,第一份聖誕禮物並非包裝後放置在聖誕樹下,它也跟聖誕老人無關,它是放置在一個盒子裡。它同時藉由書中的父親來告訴我們,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來陪伴家人,減少在辦公室的時間。
這本書深受歡迎的主因來自於它給讀者帶來的強烈情緒衝擊,也來自於讀者從現代社會的憂慮、恐懼及不確定感中去尋求庇護的渴望。作者具備了以讀者可了解、可接受的方式來表達人類不同情感和弱點的能力。換句話說,這本書能成為一本聖誕經典,並不是因為它植根於奇幻,而是深植於人類對希望、履行承諾、彼此關係的追尋的寫實刻畫上。
歲終年末,在期待家人可以團聚的佳節時,閱讀這樣一本感人肺腑的佳作,覺得到處都洋溢著溫暖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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